（三）解释宪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有职权 需要注意，《宪法》未规定全国人大解释宪法，那么它可以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而自动、概括性地获得宪法解释权吗？提出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可以解释宪法的话，那么会带来两个主体作出的宪法解释之间的效力关系问题。

然而，因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定位为民告官的单向诉讼，对等关系协议纠纷的处理成了当前有关行政协议纠纷解决最突出的难题。按照行政法上的一般理解，发出要求相对人履行协议的通知，不是一个旨在使基础行为（行政协议）产生效力的送达行为，而是提示相对人履行协议义务的督促行为。

在行政与私人之间关系上，行政本身即具有单方依法解决社会纷争功能。当相对人不履行协议时，因协议的高权性及行政诉讼的单向性，行政机关无法寻求诉讼解决。[31]诸如行政执法和解协议等，亦是如此。在相对人不履行协议的情况下，这种便宜实现的目的落空，行政协议丧失了获取认同、舒缓对抗、经济化达成行政目的的功能。[33]参见前注[20]，迪奥戈·弗雷塔斯·亚玛勒书，第314页。

这与减少当事人讼累、降低司法成本以及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背道而驰。[12]余凌云：《行政法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1页。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对于互联网规制问题中分层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互联网的三个层面相互隔离。

例如，俄罗斯于2015年9月起实施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第5部分第18条规定，任何处理俄罗斯公民的个人数据（包括记录、系统化、积累、存储、更新、更改或检索个人数据），都必须在俄罗斯境内进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网络空间也出现了一种新的主权形态，即相互依赖的主权。在极端情况下，二者甚至对于数据控制权产生争夺。据此，ICANN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管理IP地址和根域名文件的授权。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可以放大美国在互联网技术与市场上的优势，更好地符合美国产业界的利益。内容层则随着早期互联网信息无界流通的弱化趋势，日益体现出多元化和自主化的面貌，该层面的网络主权实际上处于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和相互依赖的主权之间。

而在实际权力的维度下，一国政府即便获得了法律上的主权资格，但主权的实现程度仍取决于实际的支配能力。[31]Michael N. Schmitt ed., Tallinn Manual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Warf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32]参见陈颀：《网络安全、网络战争与国际法——从〈塔林手册〉切入》，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7期。早年莱西格教授关于端对端（End-to-End）的分析依然是准确的：互联网的几个层面其实是相互连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互联网的运行基础。例如，大多数中东国家都会禁止本国国民登录与伊斯兰教义不同的网站。

其最为基础性的构成要件，是负责网络互联和信息传输的基本协议和标准，特别是TCP/IP协议。由此，对于许多互联网后发国家来说，只有把数据尽可能多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可能保证其网络主权的实现。在西方近代主权理论的思想家眼中，主权恰恰来源于个体的意志，而非空间场域，因而其发挥作用的对象也是公民/臣民，而非领土和海洋。如今，各国政府在是否需要互联网规制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一定共识，分歧只在规制的强度和广度。

可以说，赋权社群的创立就是为了监督ICANN。在网络空间中只有两种边界存在：（1）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边界。

然而，在互联网体系架构的不同层次上，互联互通也呈现出程度的差异，因而每一个层次所呈现的主权形态和制度形式也是有差别的。文章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21] （三）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到相互依赖的主权 由此可见，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观只能部分解释国际社会的各种现象。正因为网络空间互相连接、共同操作的性质，针对位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互联信息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可能在另外一个国家产生效果。[44]参见刘晗：《域名系统、网络主权与互联网治理——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正因为如此，克拉斯纳对于相互依赖的主权的界定，也反映了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和学界对于主权概念重新界定的一种共识，即主权概念必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重新界定。[55]每一个赋权社群组织的成员，都是决策参与者（Decisional Participant）。首先，它会影响一国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

而建立起这套秩序合法性的也并非是领土扩张，而是基于以人为核心的文明等级论——恰恰是殖民地的人民文明程度低，欧洲大陆的人民文明程度高，因此欧洲列强才具有进行征服和教化的正当性。参见［美］麦可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第91页。

[67]当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时，信息从内容层（最高层）通过应用程序层、逻辑层流向物理层（最低层），然后以相反的顺序流回相同的层。其二，在网络空间中，用户的交易行为无法找到属地管辖标识。

[27] 因此，随着相互依赖的主权日益深化，如何基于各国的实际主权——而非法律主权进行国际规则的建构，才是我们思考主权问题的关键。层出不穷的技术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必然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和国际合作体制的更新。

换言之，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该国的主权者具有最高的政治权威，不受其他国家的挑战和干涉。[14]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问题的新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争夺，尤其是数据争夺的日益激烈化，主权肯定论的说服力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以德国、巴西为代表的国家通过物理路由建立国内或区域内的安全路径，以避免第三国（尤其是美国）的监控。但是在物理层之上，无论是逻辑层还是内容层，去领土化的色彩较为明显，互联网也正是在这两个层面真正地实现了一定的互联互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逻辑层和内容层中，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各国间相互依赖的程度愈发深入，使得国家的力量已经无法完全切断各国间的相互联系。2011年9月，印度、巴西和南非联合提出，互联网治理权应该移转到联合国互联网相关政策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Internet—Related Policy，成员来自各国政府、社会和业界），借此实现2005年突尼斯峰会提出的多边主义治理精神。

虽然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各国的主张有所差别，但是其基本的诉求都是试图在ICANN之外，重新打造一个国家间合作共治的域名治理机构。相比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相互依赖的主权体现出当代国际社会中主权的另一种形态：在相互交融、开放合作的过程中，一国何以通过更为积极的姿态捍卫国家利益。

虽然欧盟和美国在数据治理中存在许多价值争议，在现实国际法律实践中，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共识多于分歧。（一）物理层 在目前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互联网物理层主要适用威斯特伐利亚主权。

[56]参见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参见刘晗：《域名系统、网络主权与互联网治理——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此种主权观念，不仅意味着法律上的独立，也意味着在事实上的自主。[11]例如，针对互联网超越法律管辖权的论述，主权肯定论认为，这跟现实世界中跨境交易并无本质不同。

这个问题上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发生在2000年著名的法国政府诉雅虎案（2000）上。[36] 具体到国家政策层面，虽然美国政府和舆论在政治修辞层面否认网络主权的概念，主张网络空间的绝对自由，但在针对物理层的网络攻击问题上，实际决策者仍然秉承传统国际法上的主权概念和主权思维——不仅一直坚持美国主权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共和党如此，而且就连一直提倡国际化和全球化超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民主党也是如此。

这类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由于互联网完全是虚拟空间，传统物理世界中的领土边界无法对应到网络空间中。

另一方面，互联网自身亦存在诸多特点，因而还需要将主权的概念与网络空间的内部结构特性相结合。在逻辑层，需要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将主权概念转化为一国平等参与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决策的权利。